诗人李亚伟
上世纪8O年代李亚伟是一个才气像个性一样鲜明的诗人,2O年后进入成熟期的他成了文化商人。但勿庸置疑,他依旧是江湖传说中那个“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的诗人李亚伟。诗歌,已成为他身体上的精神胎记,让他的人生如一道麻辣鲜烫的火锅,煎熬出无比酣畅淋漓的江湖快思。
 
[李亚伟]1963年生于重庆酉阳。1982年开始现代诗创作,1984年与万厦、胡冬等人创立“莽汉”诗歌流派。他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的卓越语言才能和反文化意义,让他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最有影响的诗人这一和中国后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曾因一首《中文系》被国内各大院校争相传抄,作品《峡谷酒店》获《作家》杂志社的“作家奖”。2005年李亚伟刚推出个人畅销诗集《豪猪的诗篇》即获得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诗人”大奖,在诗歌界再次引起不俗反响。

    采访李亚伟,准确的说,他是被“逮”住的。当晚又像多年前诗人圈子的交游那样,他被重庆一帮诗友灌得七荤八素,迷迷糊糊中就答应了采访一事,之后又不明不白被众人呼啸架走塞进了宾馆,宿醉无话。尽管他深谙诗人饮酒狂欢的本性。但此行,他本意只是想完成一次突如其来的“激情”,到地处黔江的小南海晒晒太阳,泡泡澡,想点心事。他在成都给这边的朋友悄悄来电话,握住话筒只问了一声“小南海能不能游泳哦”?对方更加小声地回答“太舒服了”。于是剩下的只是解决一张车票的问题。谁料朋友走露风声,刚进入重庆地盘,他就被直接带上酒桌一番觥筹交错,把酒言欢。这时,离李亚伟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诗人”桂冠仅四个月,作为重庆本土诗人的他已身居北京达十年之久。
    见到他时,已近正午。从出租车里猫腰钻出的李亚伟随身就带了一个迷彩绿的单挎背包,这让他有了风尘仆仆的味道。坐定后的李亚伟慢条斯理地喝着明前新茶,躲在镜片后面的眼睛眨巴眨巴,谈话马上变得有趣又机敏起来,虽然他的言语中看不到曾经张扬无忌的诗人愤怒和傲气十足,相反四十不惑的他仿佛正行走在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对世界的理解变得宁和让他觉得自由自在地活着才是人生中最愉快的事。“其实我的诗歌温情的东西特别多,与早期创作大不一样,目前我很抒情了”。他很狡猾地笑。
丹麦哲学家克尔剀戈尔说过,所有的人生都将经历三个阶段:年轻的时候是审美阶段,中年的时候是伦理阶段,老年的时候都会步入宗教阶段。
    此时中年李亚伟已经完成一个诗人向文化商人的转型,且变得达观又实际。但诗人与众不同的内心一直在提醒他,诗歌始终是他体内最疯狂的器官,让他的人生因此富饶又丰满。

    诗人李亚伟 江湖有我的传说

    李亚伟身上有着许多符号意义的东西。8O年代,李亚伟所钟爱的那个年代,也是许多人大脑中最活跃的有关“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忆。文化的感召掀起全民性的巨大热情和理想主义闪光,新的文化启蒙很快就让诗歌成了一骑先锋,急于表达内心和话语权争夺的热血青年似乎都朝着一条路一头扎进去,写诗,成名,出人头地。他们没有太多生活压力,只有无边无际的青春热情和不断折腾的想像力。尽管在当时成名更多是一种荣誉感,与金钱无关。
    值青春期的李亚伟这时正是摆脱“低级”趣味的关键时刻。从小饱读古典诗词,骨子里崇尚传统文化和传统诗人生活的他,因为古代文人的多才多艺而倾倒。诗人于坚说自己人生第一个理想是想做一个优秀的木匠,李亚伟也毫不讳言从小就想为官,他随口抛出好几个诸如苏东坡、陶渊明、白居易类似的翘楚。“古代的科举让所有读书人都要写诗,在宫本位的环境里,一个读书人不写诗是基本做不上官的。幸好,很多官当得小的写了无数的好诗,很多官当得大的也写了无数的好诗,很多热衷政治的人写了很多好诗,很多漠视政治的人也写了很多好诗,这些诗歌构成了我们诗歌深厚传统,这就是中国诗歌的遗传基因”。
    有着良好中国文化功底的李亚伟幸好经历了80年代那个特有意识形态文化时期的发展变迁与兴盛,否则如今我们看到的肯定不是“能将几千年形成的汉语传统解构,又用小心翼翼的爱去梦见”的诗人李亚伟。
    时光施施然地往回踱去,回忆1984年,李亚伟至今认为若没有“莽汉诗歌”这段洗礼,自已也不会成熟。那是一个冲动,浪漫,多情、朴素的时代,在象牙塔里蹲了4年的李亚伟却是最没有学院气息的鲁莽小子。重庆人的天性好斗和狂放不羁,使他身边啸聚了一帮和他同样德性的人,偏偏这群人个个都是写诗的狠角,人人都是蔑视发表,蔑视诗歌官府的老江湖。于是一个再平常不过却在日后中国诗歌界掀起惊澜的夜晚,一个叫做“莽汉”的诗歌流派出现了。他们疯狂地写着真实得几平残忍的诗,聚众朗诵、聊天,酒精浸泡像个性一样鲜明的才气。赤裸裸的表达欲望,近平口语的写作,诗歌就像一篇篇讨伐檄文,炮制者不放过人性私密的每处空间,放眼世界连“大口大口吃掉喜马拉雅山”的野心都有了。
    个性化的语言和个人主义的凸显,很快使莽汉主义引起诗歌界巨大反响,“莽汉”们被集体划入“第三代诗人”行列,作为一个新流派,他们被打上了反文化反崇高甚至反语言的烙印。
    “当时年轻,对主流诗歌相对简单的艺术表现与煽情无力情绪产生怀疑和不满。许多抒情诗满纸都是哭兮兮,肉麻的梦呵雨露我的蒲公英。诗歌是这个民族的灵魂是汉语的灵魂。诗歌可以不这样写!”
    于是早就按捺不住的李亚伟用比别人更强烈更夸张的语言写下了《硬汉》,他兴奋又略带愤怒地高声诵道:“我们仍在看太阳,我们仍在看着月亮,兴奋于这对冒号!我们仍在痛打白天袭击黑夜,我们这些不安的瓶装烧酒。这群狂奔的高脚杯!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草根的行为方式和表演让李亚伟产生“我就是想一斧头砍下去与那些‘伪朦胧’区别开来”的念头。
    尽管两年后莽汉主义这个具有符号意义的诗歌流派因为个人理想分歧,诗人们拱手作别这块阵地:尽管2O年后的李亚伟谈起当年的热血青春仍不乏留恋。最让他动容和难忘的,是“自已开创了一个时代,“莽汉诗歌”的想像力是中国诗歌界最好的”。而李亚伟的诗歌留给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则“是来自他先天的语言才能,以及这种才能在他的诗歌写作中的肆意挥霍”。
作为诗人,李亚伟觉得这句评价让自已早早戴上了精神桂冠。

    书商李亚伟 物质要不要?

    9O年代,中国大地被一场商业大潮挟势席卷,李亚伟同所有诗人一样,面临着又一次自身价值的追问、反省与选择。又一个十年,这时的李亚伟已过而立。务实让他突然失去了诗歌写作的兴趣,重新寻找位置的勇气没有让这个轻狂洒落的诗人感情用事。他清楚自已八字里犯了“两颗马星”,注定一辈子行走天下的命运。他是一个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新鲜,好玩,然后尝试的人。于是这个细胞里都是诗歌情绪的男人狠心抛下了理想,拍马而去。
    做餐饮,干书商,挣大把大把的银子,这一迷头扎下海,一不小心诗人李亚伟成了不大不小的成功商人。
    最过瘾的一次是出席了外地订货会回来,下了飞机,他昂首挺腰走在首都机场,拖着一只皮箱,分分合合熙攘的人流,他觉得别人都在看他,不是他不自信,相反此刻的他太相信自已了。皮箱中装的不是衣物,而是大叠大叠摞放整齐的人民币呀。突然问李亚伟忍不住想笑,他觉得简直就是一个戏剧性的恶作剧,报复他曾经作为一个诗人单纯的灵魂。
    李亚伟身边的诗人朋友也都仿佛一夜之间来了个历史的退场,他们纷纷做起文化商人,也再没有写出一首好诗。那个物质生活占了上风的时期,李亚伟甚至试过9年时间未写过一句诗。他很干脆,写不好诗就不写呗。“我的性格是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诗歌永远是人精神层面生活的一部分,但决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发现生意里面有更加浓烈的生活气息”。
    他很赞同李敖的话,“所有文人都应该拒绝穷困潦倒的生活,赚钱很重要,大家都应该富有。数钱的时候,我会比任何人都实在。但我还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赚钱与否不是区别对待的标准”。
    不写诗的李亚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诗歌圈子。书商行业里仍然有不少他的兄弟。他依然过着天天有酒喝,逢场论诗歌的逍遥生活。每年出版业大大小小的订货会就成了这些有着双重身份商人加诗人的集会。白天订货会,晚上就是诗歌会。盘下个小酒馆,还是那个粗糙的老毛病,几瓶烧酒下肚,酒桌就成了沙场。“你也该把自已弄进酒杯,该有什么东西在体内快速来回,老板你至少明白什么叫晕平平,这晕劲儿朝人生的另一面抵过去。很久以前那股血腥味就盖不住地,义不容辞地出来了”,写这首诗的是前生的李亚伟,虽然今天他们一伙人仍然还在聚众狂喝、朗诵和聊天,念着却不再是自已写的诗歌。
    李亚伟在用蹩脚川普朗诵别人的诗。但他很清醒,诗歌没有死,只是暂时在心里藏起来,就像一块冥顽不化的巨石。巨石也会有开花的那一天。
    终于等来这一天,李亚伟的宿命在告诉他,是时候,该再次起程了。2O05年他关掉了北京的公司,遣散人员,告别浮华,扎在一个地方过了一段清静日子,像所有不务正业的人那样,每天喝茶发呆想想心事,最后不露声色地往人堆里扔出一本叫做《豪猪的诗篇》的“炸弹”,只听绝响震耳。2OO6年1月,这本收录了李亚伟1984年到2OO5年的135篇诗集获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诗歌大奖。圈内人奔走相告,诗人李亚伟回来了。
    听听李亚伟怎么说,“被金钱套了这么多年,我突然醒过来了”。

    生活李亚伟 一只乱飞的鸟

    李亚伟的早晨经常是从十一点开始,醒来后,不急着起床。用半个时辰来发呆,慢慢回想昨天发生的事。然后,开始喝茶。喝茶在他的生活中同喝酒一样重要。他对茶具从不讲究,但必须是一只非常洁净的茶杯,并且只喝最好的龙井新茶……他很喜欢这样的自在,能够品尝出一种叫幸福的东西在味蕾表面活泛起来。以前做生意时,李亚伟是体会不出这种生活的精细。尽管他知道自已其实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
    中午他一般都是凑合吃一顿,剩下的时间便上上网,处理一下邮件,再看看书,很快斜阳西落,等不及他趿拉着拖鞋出去找熟人,五点后准保有手机来电叫上他,照例是三五相识酒友和诗友约了出去共饮。直到夜半三更。
    平静的生活对一个“发疯似的想走”的李亚伟来说,通常只是某段时间某个时刻。“我平静不了多久”,李亚伟说自已就是一个爱折腾的人,太喜欢居无定所的行走,由此去发现生活的各种好处。有人说诗人是野生动物,天性不安分,喜欢自由和流动。李亚伟觉得自已充其量算一只喜欢乱飞的鸟,且飞得很远——这是他想要的境界。
    他曾经写过“一个诗人想回到想象中的时间”,但你最好不要问李亚伟最想生活在哪段时间里。他会翻着眼睛数着手指头说,“我是个贪心的人,粗略算了一下想去的地方,可能要活800岁才够。七、八世纪的中亚应该活一辈子,南宋的杭州呆上100年,苏州2O年足矣,还有西双版纳……”
    “前段时间诗人赵野和默默打来电话,说正在云南喝酒吃肉。当时我在大街上足留达。一激动,马上就去了机场,就穿着人字拖、肥大短裤和背心。谁知下了飞机,那边刚好是寒流天气,差点没冻死”。
    还有一次,突然想走了,顺手扯过一张航空时刻表,闭着眼睛指着广州,马上订机票,几个小时后就空降去了另一个城市,看着擦肩过的陌生人群,不一样的午后阳光,“身体的血液似乎也新鲜起来”。
    这个不能长久陷入生活常态中的人,总要闹点动静。妻子太了解他了,已经习惯他的突然失踪,又神魅的出现。李亚伟要是在她身边多呆上些时间。首先不自在的反而是妻子,倒慌了,生个白他哪个关节零件出了问题,提醒他要不要出去走走。
    最近,李亚伟和几个朋友在云南香格里拉建起一个叫上游俱乐部的旅店和工作室。6个股东,里面就有4个诗人。因为看不惯丽江被那些末流艺术家和浅薄的城市小白领占领,一次开车来到香格里拉后,李亚伟被这里历久不变的原始生态“美”彻底征服。旅店用来接待背包容,而700平米的工作室,是专门供作家、画家、诗人们创作和交流的。他们营造的艺术氛围,是生活的艺术化。
    在李亚伟看来,自已的世界充满颜色。对这个宣称“我要到远方,看看我自已”的人来说,真正的诗意就是尽情地融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