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一次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清代前期。
    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一次先由政府主导，后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它合理地分布了民族、人口生存的空间，使长期陷于战乱与苦难中的“天府之国”在经济、文化、社会备方面走向复兴，为“康乾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从而对后来四川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湖广”原指元代所设“湖广行省”(含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贵州一部分)的简称。到明代，“湖广行省”分为广东、广西、湖广三个布政司(省)。这时的“湖广布政司”辖今湖北、湖南之地，习称“湖广”。
    明末清初迁往四川、重庆的移民主要来自湖北、湖南、陕西、广东、福建、江西、广西、甘肃、江苏、浙江、贵州和云南等十余个省，尤以湖南、湖北为多，故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称。再加之清朝政府以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为湖广移民入川的主要集散地，因此今天四川、重庆土著居民大都以“湖北麻城孝感”为祖籍。对于今天的川人、渝人而言，“湖北麻城孝感”就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重庆和四川移民祖籍的代名词。重庆又是“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

⊙出入重庆城必经的官道——七牌坊

    三重灾祸肆虐天府之国

    四川省在政治、军事上处于东牵荆楚、北连中原、南接云贵、西及藏边的战略地位，在经济上既是产粮大区，又是财税上缴的重要省份，历来为统治者倚重和兵家所必争。史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以为据。
    明末清初，天灾人祸齐降四川，使四川人口从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的131万人左右，陡降为5O万左右，出现了“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境况。
    首先是战乱连年。关于“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在民间传说中最普遍的说法是“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大西军60万人、战船数千艘，由鄂入川，连克川东诸州县，五次攻占重庆，最后直取成都，并在此称帝，建大西国。其实，“张献忠剿四川”只是造成清初四川人口减少的一个因素，并非全部，更不是唯一的原因。胡昭曦先生曾著《张献忠屠蜀考辩》，可资佐证。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到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30多年间，为害四川的战乱还有清军和地主武装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之间围剿与反围剿的拉锯战、南明政权与清军的战争、南明政权内部的斗争，以及吴三桂之乱等等。其持续时间之长，争夺之激烈，史所罕见。由此造成四川、重庆生灵涂炭，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一片惨景。
    其次是天灾频发。顺治初年，旱灾席卷四川大地。据四川苍溪、崇庆、峨嵋县志记载，由于年年饥荒，其荒凉程度尤如天地初开之“洪荒之世”，“赤地千里，人相食”，人口锐减到万分之一。随长期战乱和灾害之后的是瘟疫流行。一种叫“大头瘟”，即人的头部发红，肿大如斗；一种叫“马眼睛”，即人的双眼发黄、外鼓，阴森可怕；一种叫“马蹄瘟”，从人的膝盖到小腿肿大，其状如马蹄。这三种病均无可救药。在重庆江津一带，不少地方“全村皆死”。
    其三是虎患甚烈。清初，四川森林覆盖率达80％，为华南虎的繁殖提供了条件，这也成为四川遭遇虎患最为酷烈的时期。顺治十六年(1659年)，成都城中草木繁茂，麇鹿豺虎纵横民舍，“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包括当时的蜀王府内，也是野兽聚集之所，官署均已破败，官员只能孤守城楼之上，士兵则在城内打猎。成都平原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初尚有虎患，则四川其它丘陵地区更可想而知了。酷烈的虎患对人口的生存构成很大的威胁。在荣昌，张懋尝主仆八人至荣昌上任，城中四处无人，天尚未黑，群虎窜出，八人中有五人葬身虎口。

⊙会馆与人群

    清初四帝行“安民”“惠民”政策

    清代初年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皇帝，吸取明朝覆灭的教训，实行“安民”为首、“惠民”为本、休养生息的治蜀方针。
而招民垦荒便成为清初中央和地方政府恢复经济，重建四川社会的首要任务，因而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鼓励移民入蜀、赏罚官员、精简机构的政策。
    在鼓励移民入蜀方面，一是给土地。只要是无主荒地，一律听凭百姓垦种，永占为业，一般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早地五十亩。二是免赋税。顺治时定“三年起科”，康熙时扩大到“五年起科”，到雍正元年更规定“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三是确认移民的户籍杈并享有与土著居民同样的科举考试权。四是由政府向移民发放耕牛和种子。“民以食为天”，“土地为民生之本”。这些政策，对于处在自然经济和封建压榨之下的中国贫苦农民来说，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也是其政策最为成功的地方。
    在赏罚官员方面，一是把移民和垦田的数量与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凡招徕移民开垦荒地50亩者即可记录其政绩，100亩者即晋升一级。二是候补官员可授实职。顺治时规定，安置移民300户者现任官员晋升一级，候补官员可授实职。这一政策起初在全国普遍推进，后来逐步停止。但到康熙时，对四川又网开一面，招民40O户就可官升一级，5OO户官升二级，6OO户则可官升三级。在中央政策的鼓励下，四川地方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凡候补官员，只要招民垦荒3OO户者，均可“授予署职”。第三是鼓励在外省避难的四川乡绅带头返川，“各归原籍”。第四，对于在招收移民中弄虚作假者，不论新旧官员一律治罪。在当年地广人稀，政府乏力的情况下，以“官职换移民”的政策可谓用心良苦，特别是“候补”官员大都为有钱人家花钱所捐，是没有实际权力的。政府把实权授予“候补”官员，让他们去招徕移民，这既增加了移民运动的推动力量，又满足了大户人家对权力的追求，也没有增加政府多少负担。可谓一石三鸟。
    在精简机构方面，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四川两省共设一个总督——“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其目的在于加强对移民运动的领导和督促。同时，政府还对四川、重庆的行政区划(当时重庆为“府”，隶属四川省川东道)进行了调整，或裁减、或省并，或令一官兼摄二县事。这些政策的实施，基本上达到了精简行政机构，减少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

⊙湖广填四川移民重要发源地——湖北麻城歧亭镇

    大见成效的移民运动

    “湖广填四川”运动在清初主要是政府主导、政策推动。由于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到清代中期，逐步发展成为百姓自愿的移民运动，两相促进，良性循环，成效明显。
    首先是人口增长迅速。清初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四川人口约50万。经过移民政策的实施，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四川人口已经上升到289万人。经过雍正、乾隆的进一步推进，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进一步上升到1170万人，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更上升到2070万人，四川人口由适度增长转向饱和状态。从四川人口低谷的5O万人到清后期的人口高峰2070万人，前后共花了150余年(见下表)，形成了一个人口第一的泱泱大省。
    据不完全统计，清初时，重庆府人口约2—3万。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重庆府的人口已达约56万人，占四川全省的2 O％左右。到嘉庆二十五年(182O年)，重庆府人口空前增多，已经达到230余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已经超过7O人，成为四川重要的人口稠密区。
    其次是耕地大幅增加。雍正七年(1729年)， 四川开始全面清丈田亩，总计为459027顷83亩，是明朝万历年间四川田亩134827顷76亩的3．4倍。康熙十年(1671年)，重庆府的耕地面积仅12．4万亩，到雍正六年(1728年)已达1259．76万亩，以后一直保持在110O-12OO万亩之间。
    第三是农业发展。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大量移民对农业发展的贡献最大。主要表现在：
    引进了新物种。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蔬菜、靛青、麻、桑和烟草等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的引进与推广，促进了四川农业结构的改善。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
    传播推广了新的农耕方法。移民中众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的外地人入蜀，带来了各省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粮食生产也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耕地面积的增长，稻谷亩产量也有了明显提高，达到亩产40O-6O0斤。
    农业生产格局发生积极变化。田种禾稻，山种杂粮，相资为用的农业生产格局逐步形成。经济作物蚕桑、苎麻、柑橘等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也增加很多。农业生产逐步由单一的粮食生产向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的方式过渡。
    第四是手工业发展。在这一政策推动下，清代四川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纺纱织布已成为重庆农村普遍的家庭手工业，出现了以棉纺业、丝织业为主的专业场镇。陶瓷、造纸等业因大量外地工匠迁入而得以重新发展。煤、铁的大量开采，也促使了五金业的发展，出现了 “五金之乡”(如大足县龙水镇)。
    第五是城镇繁荣。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四川一些县城和场镇逐渐成为繁茂的商业集镇。江津县的白沙镇因地处川东南与黔北的交通要道上，成为四川的四大名镇之一。江北厅的大洪江镇(今渝北区硌碛镇)，地处大洪江口，是邻水、大竹两县的口岸，客商攘往，甚为繁盛。三峡地区随着山地农垦的迅速发展，沿江城镇逐渐成为山区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清代的大宁盐厂(今巫溪县宁厂镇)其建筑连绵六七里，规模超过了大宁县城(今巫溪县城厢镇)。
    第六是文化交流与融合。川剧，是川、滇、黔等西南人民所喜见乐闻的民间艺术。康、雍、乾年间，因陕、晋、湘、鄂、苏、浙等省的移民在四川各地的会馆中常演出本省戏曲，江苏的昆腔、陕西的秦腔、江西的高腔等，逐渐演变成具有四川特色的“川昆”、“高腔”等。民间的“灯戏”也融入进来，构成了川剧的昆、高、胡、弹、灯5种声腔。胡琴，先是徽班、汉班、陕班来川演出，由于与四川方言相结合，受到四川扬琴和川梆子的影响，形成自已的特点。川剧还从四川的秧歌、号子、神曲、连响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了“帮、打、唱”紧密结合的特点，形成川剧高腔的特有风格。后来，川剧逐步走向5种声腔同台演出，形成了风格统一的“川戏”，后改称“川剧”。
    第七是民族大融合。移民中的汉族、土家族、壮族、回族等定居川渝地区后，在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方面“互动”，与当地人民通婚，形成新的民族大家庭。移民的文化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并且当地的文化也会随着外来的文化而发生一些变化。

⊙坐落于青山翠绿中的孙家祠堂	⊙氏宗祠箭楼

    三百年后的评说

    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我国东南部人口向四川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移动，是先由政府倡导，后成民间自发，终成政府倡导与民间自发相结合的移民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导致了四川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四川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四川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四川传统社会来了一次重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客观上促成了自成一隅的四川对全国的一次大开放。外来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促进了四川人口繁衍和人种的优化，为近代四川名人辈出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四川的近现代史上，四川移民的后代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川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陈毅的祖先均为清初移民来到四川。我国社会活动家、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的祖籍为福建宁化，乾隆时移民到四川嘉州。社会活动家、戏剧电影家阳翰笙的祖先在湖南安仁县，清初时迁入川南高县罗城镇。四川籍著名老作家巴金的祖先为浙江嘉兴，艾芜、沙汀、李劫人和马识途等的祖先都是湖广人，均是在“湖广填四川”的高潮中，从湖北入蜀定居。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促进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大交融，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
    对于重庆而言，随着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推进，巴渝地区农业快速恢复、手工业开始兴盛、交通运输业不断兴起、区域吸引和辐射能力不断扩大，为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到清末，由于西方势力的刺激和民族资本的产生发展，重庆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快速成长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O世纪后，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重庆终于从一座封闭的城堡发展成为开放的连接我国中西部的战略枢纽，从古代区域性军政中心发展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从偏居四川东部一隅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立足中国内陆面向五洲四海的特大城市。
    纵观清初100多年的历史，安土重迁的千百万平民百姓，离乡背井、扶老携幼、辗转千里、易地迁徙，极其不易。而通过“湖广填四川”这一运动，虽花了1OO余年时间，但基本实现了四川由“乱”到“治”的历史转折。因此，“湖广填四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经济性移民，它始于政府主导、政策推动，完成于人民群众自愿迁移，实现了由政府强制移民到支持鼓励性政策移民的转变，由被动的政治个生移民向自发性经济移民的转变。同时，“湖广填四川”也是四川历史上的一次大开放和四川社会的大重塑，是中华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伟大壮举。“湖广填四川”体现了清初有为之君的战略眼光、宏大气魄、果敢坚毅，这既是对明亡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更是对国家民族抱负与雄心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