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感的画面、迷人的景致、恢宏的气势、优美的旋律，近日，重庆电视台新版航拍纪录片《鸟瞰新重庆》再次发行，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尽管这已是《鸟瞰新重庆》第三次公开发行，却依然好评如潮，让人百看不厌。
    饱览山川，静赏音律，《鸟瞰新重庆》给重庆电视台和重庆这座城市带来了诸多的荣誉，被王鸿举市长称赞为“重庆对外宣传最拿得出手的一张名片”；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台中，第一个将航拍镜头制作成电视艺术片并公开发行的，重庆电视台是第一家。
    在赏心悦目的画面背后，有着怎样扣人心弦的故事?近日，记者走进重庆电视台《鸟瞰新重庆》航拍队，近距离接触航拍队员，了解了航拍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航拍队员大都是年过五旬之人，但干的却是年轻人都是难以承受的话。

    参与航拍创作的主要成员，是被誉为重庆电视台“精英”的高级业务指导宋林、制作总监何为、大型节目中心副主任李会堂。虽然三人的实际年龄已经五十有余，但早年部队生活的锤炼和多年的电视艺术生涯，使他们看上去比同龄人更富有朝气和活力。
    在去年的航拍中过完自己58岁生日的电视台高级资深编导宋林，是航拍队中年纪最长、最早上天参加航拍的一位；摄像何为，早年因和张鲁、潘小杨一起合作拍摄《希波克拉底誓言》、《南行记》等几部蜚声全国的电视剧而成名；制片人李会堂，在担任《乌瞰新重庆》制片人之前，已是重庆电视台资深的电视剧制片人和演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将这三个已不再年轻但却志同道合的电视人凝聚到了一起。
    那是1998年重庆直辖周年之际，中央首长视察三峡库区，了解到在重庆奉节县有一处世界地质奇观——“天坑地缝”，由于时间关系，首长们不能前往考察，特地嘱托将“天坑地缝”奇观拍成资料送到北京。
    由于“天坑地缝”独特的地貌，只有从空中俯拍才能完整地展示全貌。“重庆是座山城，何不从空中俯拍?这样，不仅能完成中央领导交待的任务，还可借此机会从空中对重庆来个大检阅，用镜头把重庆的山山水水、直辖后的变化介绍给全国乃至世界，岂不是更为直观和生动?”制片人李会堂回忆，当时，何为、宋林和他，抓住了这个突然进发的灵感，产生了航拍重庆的想法。
    经过细致周密的策划，航拍纪录重庆的方案得到了重庆电视台领导的支持，立即组成了以何为、宋林、李会堂为“铁三角”的重庆航拍队：宋林负责航拍路线的选择、航拍点的确定、在空中审看监视器、拍摄照片和后期编辑，何为负责摄像，李会堂负责航拍队的经费开支、后勤保障和拍摄期间的军队、机场、气象、拍摄单位等各方面的公关协调，至此，三人天上地下的默契配合，这才有了“让重庆人看了自豪，中国人看了感叹，外国人看了惊讶”的重庆电视品牌《鸟瞰新重庆》。

    航拍重庆，无疑将成为他们生命中最精彩的回忆。

    “我的上辈子可能是一只鸟!”一听到螺旋桨的轰鸣声就激动的宋林，对记者这样形容自己对航拍的痴迷。早在1981年，宋林便应重庆市规划局之邀，第一次参加了航拍重庆市区。“当时什么经验都没有，尤其是飞机剧烈的颠簸和巨大的噪音，感觉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什么画面、构图等等一概都没想，一门心思就是死死地夹住摄像机，生个白它掉下去。”1985年，已参加过两次航拍的宋林，萌发了航拍重庆，给画面配上音乐，不要解说词，做成电视艺术片的想法。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正在一同拍片的央视同行时，得到的却是对方坚决的否定。从此，航拍电视艺术片，一直成为宋林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
    对于普通的电视摄像记者而言，能够上天拍摄是一种奢望，绝大多数的人可能一生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宋林无疑是幸运的。他不仅扛着摄像机上了天，而且从1981年一直拍到2005年，前后长达24年，这在中国电视航拍史上恐怕也是少有的。然而，能够象他这样24年坚持下来，需要超常的体力和毅力，这种高风险的“幸运”又有多少人愿意享受呢?
    《鸟瞰新重庆》每次拍摄的素材带都长达数干分钟，要在堆积如山的素材中，选出自己需要的素材，最为考验编导的功夫。在这方面，宋林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每次拍摄，他基本上都能把所拍的素材记在脑子里，所以在后期编片时，他不用费劲就能准确无误的在海量的素材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现在，制片人李会堂每天早上起床后，第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拉开窗帘，看看外面的天气如何。作为《鸟瞰新重庆》的制片人，李会堂在航拍队里常常扮演着很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他要很理性，因为他手里掌握着所有的经费开支；另一方面，他又需要感性，因为航拍是一门艺术。李会堂说，大多数情况下，自己的理性都会输给感性，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不尊重艺术规律的制片人，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制片人。”航拍，已经成了他生命中如影随形的伙伴。

⊙夕阳中的航拍机像一保鹰掠过山水重庆

    航拍，靠天气吃饭

    航拍时飞机发出的噪音，让近在咫尺的两人之间也听不见对方的声音。然而，航拍队员之间随时需要交流沟通。制片人李会堂在喊哑了嗓子后，想出了用写字板来交流的办法。写字板不大，所以文字必须简练直白。比如拍摄即将开始，李会堂举起“准备实拍”的写字板；朝天门鸽子撞进发动机后，写字板上就写“落地”两字，航拍三峡时，飞机在夔门差点撞上高压线，写字板上的字就更为简洁，一个“悬”字，表达了化险为夷的处境；2001年，在丰都拍完最后一组镜头后，宋林在写字板上写下了难得的一个长句“终于飞遍了重庆!”
航拍飞行的速度一般都超过10O公里，机舱外的风，大得能把人脸上的肉吹成水波纹。舱外拍摄4小时所消耗的体能，相当于8小时剧烈的体育运动。为了保持航拍时的体能状态，现在何为每天坚持体育锻炼。
    航拍受天气影响很大，用李会堂的话叫“靠天气吃饭”。航拍的最佳时间是夏季的6、7月份，正是重庆气温最高的季节，航拍队员却要在身上裹上一层厚厚的太空服；为了抓住好天气多拍点画面，航拍队员常常一天要飞3个架次，在天上呆上七、八个小时，有时只吃个盒饭就上了天，再回到地面时，体能已消耗至极限，人几乎虚脱。
    在开敞式的小飞机上进行拍摄，除了要克服气流的颠簸、发动机产生的噪音等困难外，气温的恶劣反差让人难以忍受。飞机在地面起飞时，温度高达四十多度，升到高空后骤降到几度，瞬息之间寒暑交替。在高空拍摄时，由于气温太低，身在机舱外的何为，常常每次拍两、三分钟就被冻得退回舱内，等到宋林在他背上搓到发热再出去投入拍摄。高空拍摄，就是在这种拍摄——回舱——再拍摄——再回舱的循环往复中完成的。
    航拍中气流的颠簸，对机组人员、航拍队员都是严峻的考验。2001年，航拍三峡时，飞机刚进峡谷就开始打颤，复杂的气流让飞机变成了飘零的树叶，左右摆、上下跳。从秀山到酉阳一段，机身只能打横，顶着气流向前推进。为了控制颠簸，副驾驶紧握操纵杆的虎口，竞被震出了血泡。时任机长的是37岁的田伟，曾经先后为一些中央领导驾驶过飞机，参加过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航拍，经验丰富，技术高超，但航拍重庆对他来说却是新的考验。回想起这次航拍三峡，田伟仍然心有余悸：“几小时下来，我的手脚仝软了。特别是山口，真的吓死人!”

⊙航拍镜头中的重庆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航拍的协调工作是一项苦不堪言的艰巨任务

    对制片人李会堂来说，航拍期间的协调工作是一项苦不堪言的艰巨任务。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航拍队接到市委命令：从空中俯拍朝天门广场万人共祝“祖国万岁”的盛大场面。接到这一任务后航拍队非常兴奋。一切准备就绪，9月30日下午5时，航拍队突然接到空军的“禁飞令”：凡重大节日禁止民航以外的飞机飞行。这边，飞机就在停机坪停着，航拍队员随时待命，伺机出发；那边，朝天门的演出活动一再推迟。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李会堂象热锅上的蚂蚁，忙得团团转。他动用了一切能调动的关系，找到负责空管的成都军区领导，并一道写下了保证书，有关领导仍不放行。就在李会堂说哑了嗓子、磨破了嘴皮，准备放弃的时候，有关领导终于被他的执著和敬业感动，同意飞机破例起飞，前提条件是负责飞行的团领导必须留在部队值班室。
    那晚的拍摄非常成功，航拍记录下了朝天门广场上数万人同时举手拼成“祖国万岁”的庄严时刻。李会堂回忆说，当他和宋林剪辑完这组镜头，配上音乐《红旗颂》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流泪，不仅仅是因为拍摄的艰难，更是因为从片中看到了重庆的巨变，看到了那么多人万众一心祝福祖国，太让人震撼了!这在我的航拍经历中甚至人生经历里，是不可多得的体验。” 当晚，中央电视台一套便播出了这一隆重而盛大的航拍场面，全国有数亿观众同时收看。
    对画面镜头近平苛刻的摄像何为，生活中饱受失眠的折磨，但却从未因此错过一次拍摄。一向以“唯美”著称的何为，是个喜欢用镜头说话的人：飞奔的牛群，展翅的白鹭，险峻的峡谷……许多美不胜收的画面都出自何为之手。在何为的记忆中，最为深刻、最激起他创作激情的一次拍摄，是1999年在朝天门拍摄“祖国万岁”的场面，他用了两个字来形容那次航拍的感受：震撼!
    在去年拍摄巫山神女峰时，何为要求飞机在周围是绝壁的情况下超常规对神女峰进行360度绕飞，这样的飞行对机长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此前已拍过两次神女峰，但何为坚持认为还可以拍得更好，他对艺术的执著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机长毅然决定破例飞行。果然，36O度绕飞下来，画面效果更好，但何为还不满足，提出再飞一次，出于安全的考虑，宋林阻止了他的要求。

    每一次航拍都是一次战斗，而且是一场不知道危险在哪里的战斗！

    航拍的复杂、难度和不可预见性，使它成为一项富有挑战性的高风险作业。近年来，不断有航拍飞机遇难事件发生，其中，因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航拍而闻名的“中国航拍第一人”赵群力，就在一次航拍中以身殉职。
    毋庸置疑，《鸟瞰新重庆》的航拍历程也同样经历了一翻生与死的考验。用制片人李会堂的话来说，每一次航拍都是一次战斗，
    而且是一场不知道危险在哪里的战斗。
    20O1年5月14日，在滨江路航拍摩托车队时，李会堂忽然听见飞机“咚”的一声闷响，飞行师脸色大变，李会堂赶紧亮出写字板：“落地!”很快，飞机降落在朝天门青草坝河滩。原来，一只鸽子飞进了进气管。机械师打开进气管道，搜索良久，掏出了一只血肉模糊的鸽子尸体。鸽子剑拔弩张、在进气道口垂死挣扎撞机的全过程，被一位刚好路过的长航职工用摄像机纪录了下来。因为处置得当，避免了一场灾难，机组受到成都空军某部的嘉奖，集体荣立三等功，机长、机械师荣立个人三等功。
    与航拍带给人的成就感相比，航拍的高风险让人望而生畏。对身为制片人的李会堂来说，航拍，还有一个更大的压力，那就是摄制组的安全。至今，李会堂回忆起那次乌江历险的经历还胆战心惊。
    20O1年的夏天，航拍飞行至“乌江画廊”重庆与贵州交界的河谷处，被眼前的风光吸引，航拍队员希望飞机能保持在低飞状态下近距离拍摄，使画面更为清晰美观。机长有些犹豫，因为低飞容易碰上航拍的隐形杀手——高压线，一旦遇险后果不堪设想。可此时的航拍队员为了拍摄好镜头，已顾不了许多。李会堂看着兴奋难耐的队友们，凭着经验告诉机长，在两省交界处一般很少有高压线，飞吧!谁料想，就在飞机刚要下行低飞时，突然，几根过江高压线迎面撞来，飞机猛地一震。所幸的是机长反应及时，迅速拉动操纵杆，再加上此时飞机已飞行近2小时耗油近1吨，白重减负的飞机才得以在一拉下迅速升高，飞越高压线，与死神擦肩而过。
    从那以后，每个航拍队员都把这次历险当作一次警示，只要上天，必须在飞行前做好各种详细全面的勘察工作，走访拍摄地，摸清高压线，与飞行人员一起选取拍摄角度，制定飞行路线。有时，耗费一天时间勘察的一个拍摄地点，在片中实际出现的时间还不到一分钟。

    航拍，让他们更加热爱重庆

    经历了航拍的每一个队员，对重庆这座城市的变化有着更为直观、强烈的感受。“地面上，人们对身边变迁的感知是一点一滴的，有时候甚至会因见惯不怪而忽略过去：而从空中鸟瞰，会形成一种让人永生难忘的视觉冲击。”24年航拍经历，让宋林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他更热爱重庆这座城市。
    1981年，宋林的首次航拍中，整个渝中半岛只有解放碑、会仙楼两幢醒目的建筑，其余，全是灰扑扑的低矮平房。
    1992年，解放碑地区背景开始变化，清一色的平房中，几幢楼房拔地而起，但高度，没有超过解放碑的。1998年，昔日渝中半岛的标志性建筑——会仙楼不见了，解放碑，则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当时我拿起电话，激动地向领导报告，我们到了曼哈顿……”宋林对那一次的惊喜记忆犹新。那以后几年的航拍镜头中，解放碑再也没出现过——被湮没在林立的高楼中。
    20O5年航拍最大的惊奇来自北部新区，农田转眼变高楼。“2003年航拍时，大竹林、人和这一片还完仝是农田，以至于去年突然看到那么多高楼，我竟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宋林眼里的北部新区不仅大气，没有老城区高楼林立带来的压迫感，并且，绿化、市政配套设施也是同步进行的，“一看就经过了长远规划。”
    “飞遍重庆每个角落，看到刃降些变化，我感觉人类的力量真的太大了。”宋林说，这种独特的鸟瞰角度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与大自然相比，每一个个体都是非常的渺小和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