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在我心中并不陌生。
    抗战期间，我的家庭和这座城市有着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我在山洞小学从启蒙读到小学毕业，为我的人生成长奠基；我的两个妹妹都在山洞出生。歌乐山下的山洞小镇，留着我童年时代许多难忘的……
    我是怀着一颗茫然而期盼的心，降落在重庆江北机场的。重庆作家协会的洪涛来接我，一上车我就自报家门，打听山洞的消息，还有一串我从小耳熟但并未成去过的地名：歌乐山、青木关、沙坪坝等等，都从我嘴里飞了出来……然而，当我如今面对的却是一个早熟知而又完全陌生的重庆。
    抗战爆发后，黄埔军校毕业的父亲怀着报国的热忱，万里迢迢地先到重庆报考陆军大学，母亲带首三岁的我和一岁多的小弟，从江苏长途跋涉来到重庆，途中因缺乏医药小弟不幸在湖南常德病逝。终于到了山洞(陆大所在地)，在镇上租了间民房安家，父亲也许因为思儿心切，让我这个长女在上学前一直是男扮女装。我还记得在邻家门前的空地上，逃跑了又被抓住的捆绑着的壮丁，被鞭打的哭喊声，还有因为跑警报和传闻日本人打到独山的恐惧，我做过一个荒谬的梦：我被日兵抓住要枪毙，但子弹却一直打在我被绑住的大拇指上…
    我的小妹一九四三年在山洞出生时，父亲已毕业留在陆大任教官，他常去重庆买一些书刊，母亲为了照看我们三姐妹。便索性在山洞开丁间小小的“正心书店”，前店后家虽然十分简陋，但我喜爰文学的种子，就是在这块婿薄的土地上萌芽的。八、九岁的我，生吞活剥了杂七杂八的书刊，有巴金的《家》、屠格涅夫的《罗亭》以及《七侠五义》和《小说月报》等等，何其芳的《画梦录》启迪了我对抒情诗的偏爱，高兰的《哭亡女苏菲》广使我泪流满面……
    我的小学校在横贯山洞的盛渝公路旁，走下一个坡右边是校舍，左边是一个菜市场。下课时嘴谗的我偶尔会去买一小块榨菜，用一小片菜叶包着当零食；玩的游戏除了“弹胡豆”就是在地上画些格子“跳房子”，男孩子则会滚铁环。战乱的童年物质虽然贫乏，但孩子的心是不懂得忧愁的。
    抗战胜利了，父亲先调回南京。母亲又带首我们三姐妹在朝天门码头上船，经三峡到汉口。还记得三峡险峻的风光，有时必须下船沿岸步行，让纤夫把轮船拉过一段险濉；在汉口还见到投降了的日本兵在扫大街、穿和服的日本女人摆小摊售卖日式小甜饼……我们几经辗转才到了南京，找就读于南京临时二女中山上初一就住读，同学几乎全是一口地道的四川话的“川娃儿”。时至今日，虽然找母亲是云南人，我出生于昆明，后来又回到昆明上高中和大学。但我说的昆明话还带着浓厚的重庆口音，所以，重庆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方工作，文革后从事专业创作直到退休，九十年代初去香港定居后越走越远，我的罡迹遍及台北、纽约、维也纳等许多城市，却偏偏没有机会再回到深藏在我心中的山洞小镇。金术说得好：“人们也喜欢求新，因为他们正在步入未来；人们也喜欢怀旧，因为他们不可能回到过去。”
    二十年前在哈尔滨中国散之文诗学会首届年会上相识的重庆女诗人肖敏，这次她亲自陪同我踏上了山洞怀旧之行。事前，老诗人杨山致电军旅诗人斯原，请这位重庆通信学院原政治部主任出马接待我们，并亲任“高级导游”带我参观了离山洞仅一站之遥的林园。对于这个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主席以及蒋介石夫妇和毛泽东都住过的地方，我小时候几乎没有印象。但看到山林依旧葱茏而人事已茫茫，却感受到历史的一份沉重的惆怅……
    午餐后，斯原夫人(也是一位英姿飒炎的女军人)亲自送我们到山洞。原来我小时候住过的陆军大学教官宿舍所在地，早已了无痕迹。记忆中只留下一些霉星的画面；山坡上散落着一排排简陋的板夹泥的房子、坡脚的防空洞里，父亲为营养下良的小妹喂养了一只羊、每天上学走过的田埂路边，长得肥嘟嘟的蚕豆椭圆形的叶子，谁会想到它也是孩子们的玩具呢?我会用手轻轻一搓，再分在口里一吸，叶面就会鼓起来，变成一个透明的泡泡。还有紫色的蚕豆花，飘散着的甜甜的清香……
    斯原夫人也不知道现在山洞的四团所在地，是否就是当年陆军大学旧址，尽管面目全非，我还是在四团后门处照了一张相片，算是了却了心愿。斯原夫人和我们在公路边的山洞小学的牌子下道别，同来的诗琦因有工作在身，也乘公共汽车先回城去了。肖敏陪我沿着一道两边都是房屋的窄窄的斜坡(我记忆中是一道空旷的宽宽的石阶)，走向一道山洞小学崭新的大铁栅门。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母校竟然还在原址。山洞也和从前一样，只有那一条街。只是比我记忆中都“缩小”了尺寸，也许是在小孩子的眼睛里，什么都是“放大”了的缘故，也可能由于房屋的增多，占据了周围的空间而显得逼迫了吧!
    我走进校门，一时间不由得神思恍惚起来……
    眼前绿草如茵的游戏场上，小学生们正在玩耍；平坦的操场旁，耸立着一排粉红色的五层教学楼，我举起了相机……办事机灵的肖敏已走到操场上，碰到教体育的工会主席朱老师，她说明来意后，朱老师立即致电在山下开会的校长和书记，约好四点多钟回来见面。我看看表还有两个小时左右，我和肖敏就到街上走走。正巧学校右边一家小理发店门口，坐着一位等理发的老人，我如获至宝地上前和他攀谈起来。
    他叫何发贵，今年七十八岁，是四川三台县人，十四岁来山洞，在圣光中学当过校工。他说冯玉祥、杨森、蒋经国的儿女都在这个学校上过学，抗战胜利后迂回南京。一九四五年他在山洞街上开了“青峰照相馆”，现在早已退休养老了。
    从他的描述中，昔日的山洞的景象一一得到印证，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山洞离歌乐山八公里，当年公路两边的居民不超过一百户人家，由于重庆成为战时首都，很多军政人员聚集山洞、林园一带，这个小镇达到了它的极盛时期。他说，现在的四团原是海军军部所在地。从山洞往林园方向走一公里左右，沿公路两边才是陆大原址。抗战胜利陆军大学迂回南京，当地农民就拆了旧房改为种地了。解放后盖了塑料厂等，山洞小学旁的菜市场也换了地方，变成民居了。
    这一切本在意料之中，我并不为已消逝的而惋惜。时代在前进，人们的生活应该更加美好。然而，小镇过去的风貌依稀犹存。这家简陋的小理发店仍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低矮的木板门面已经陈旧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学校门前的斜坡盖上了一层斑驳的水泥，但两边还是露出青苔沿缝的石条的痕迹。
    按约定的时间我们回到山洞小学，正好又遇到朱老师说校长和书记已在等候(本来快到下班时间了，他们的家都住在山下，是特地赶回来和我们见面的)。我们在会议室坐下，他们给我看了一些资料。
    有一份“旧地重游"是去年底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趁旅游的机会来寻找母校时一直读写的。他们兄弟俩一九四三年在此读三年级，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五年级下学期，抗战胜利后，随着在盐务总局工作的父母迁回南京。他们写道：“现在回来重看旧地，校舍已全变，但校门口的斜坡依旧”。现在校方正在搜集有关学校历史的资料，非常欢迎老校友们回来看看。为此，我也即时写了一页简短的“怀旧行”留给母校。
    还有一份学校的简史复印给我：“山洞小学坐落在歌乐山寨子山脚下，位于成渝公路山洞车站右侧，坐西向东，正面望去山峦起伏，青松挺立。”学校“始建于一九三七年，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纷进山洞、林园一带，家属子女甚多。在此情况下，山洞永存银行董事长阎八一系开明绅士，他捐资修建了这所小学，当时它编为重庆市第十二小学，一九五二年改名为重庆市沙坪坝山洞小学，直到现在。”
    我不禁想起曾经珍藏多年的那张小学毕业证书，和一本小学毕业时的纪念册(是自己用硬纸板糊上一块浅蓝色的布，用红毛线穿眼装订成的。)其中音乐老师用毛笔写的一段话，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愿你的人生，像你唱歌时的头，昂得高高地；像你唱歌时的口，张得圆圆地。”可惜文革时抄家，连同父亲的照片和解放前的一切纪念品(包括我在南京上初中时写的作文本)，全都付之一炬。
    看到今年山洞小学的领导人都很年轻，四十刚出头，却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似的。王朝中校长是璧山人，刚调来一年多，杨华书记一九九四年就来此工作了，当时操场还是泥地，一下雨就像下田一样，要挽起裤脚走路。新教学楼是近几年才加盖的，为了偿还这笔费用，他们减发了教职工的奖金，直到今年才刚刚还清借款，真是不容易啊!他们带我参观了楼内新建的“现代教育信息中心”，房间虽不大，但那一排现代电子仪器，已可连接每个教室里的电视机，可以放录像，听报告和通电话，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经费所限，还无力在教室里安装电脑，但那是他们要为之努力的。
    已经放学了，我们下楼时路过一问教室，竟然还有一位女老师在给三个男孩子补课。校长说这是自动地无偿地加班，完全出于老师的责任心和爱心。我环顾教室，黑板上还留着学生抄写的课文，字迹端正，我衷心赞叹道：“比现在有些大学生的字还好!”后墙上是画着彩色插图的黑板，课桌后面，特地拍了一张照片，仿佛又回到六十年前……又和刘琴老师(她是本班的语文教导主任，也是一位俊俏的重庆女子)特地在墙角的电视机下挂着三角形的“流动红旗”前合影。
    下楼后，我们在挂满了奖状的教学楼前面的操场上，正准备和学校三位领导合影留念。从我身后跑过来两个可爱的女孩，热情地向我敬礼问好。我问她们几岁了? “十一岁。”“上几年级?”“六年级。”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和六十年前的我仿佛的孩子吗?!我正想和她们合个影，其中一个女孩却向校门方向跑去，“喂，你往哪儿跑呀?”我说。只见她把拾起的一张废纸扔进垃圾箱，才跑回来和我们一起照。“从小养成文明习惯，长大了一定错不了!”我想。不知谁说“亲热一点!”两张小脸蛋就贴住我的肩头，“好乖哟!”我说，紧紧地搂住她们，犹如我的孙女一样……
    王校长告诉我，学校三十多位老师大都是女老师，多数是大专水平，有的还在进修中。她们负担很重，课外要辅导学生，回家还要做家务，自己又要进修。但是收入并不高，不过每月几百元，作为校长最高工资才一千零一点。他们的付出和报酬是不相符的，我心内戚然。想到和香港的教师待遇相比，真是天悬地殊。
    知识分子中，尤其是教师的价值体现，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小学处于人生打基础的阶段。学习的好坏对于人的一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邓小平说过：“教育要面对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要建设学习型城市的构建方略和终身教育的模式机制。这是我们美好未来的伟大蓝图和方向。我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一对不可或却的翅膀，只有双翼齐飞，才能翱翔万里。
    我衷心期望，我深爱的第二故乡重庆的发展，不仅城市建设高楼大厦花园别墅，而且，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能和国际接轨，让每一个孩子都扬起生命的风帆——小学教育，关系着我们民族的未来，理应获得优先的更快地发展。
    离开山洞小学时已经七点多钟，王校长说下山的公共汽车已经没有了，只好请学校一位老师的爱人开自己的车送我们下山。由于学校没有新建宿舍，多数老师都住在山下，早出晚归十分辛苦。我想要建新宿舍需要资金，恐怕一时难以解决。如果公共汽车公司能够以人为本、体恤民情，为这些长年工作在山洞的老师们延长一点时间，多开一点班次，当他们为了孩子们辛苦一天之后，能够有车可乘方便回家休息，有利于身体健康及继续战斗，当是功德无量吧!
    在万家灯火中，和王校长握手作别，望着他在暮色中远去的身影，想到他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他爱人谭素平是沙坪坝区作协会员、女儿王琦才十岁，已发表不少文章，还参加了小记者团去香港采访交流)，我为母校的老师们取得的成就而欣慰。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重庆，从飞机的舷窗上再看一眼美丽的重庆之夜，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母亲的城!你的乳汁养育过我，你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为着这份爱，我会再来，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