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民间影像在工作状态中

    数字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似乎让我们离电影制作越来越近，人们对出现在街头的手持摄像机的青年不再像以往那样惊讶，好奇的时代正在结束。
    关于本土的影像创作，绝大部分的影像作者都是分散在各个高校中的影视专业学生，他们是这个群体中的绝对主体。重庆本地的众多高校，开设有相关专业的不下十数。历史早一点的，重庆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稍后来的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近来的重庆邮电学院传媒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影视艺术系，以及正在筹建的重庆传媒大学等等。这么多专业的学生开始着他们的影像生活，要追寻最富激情的电影梦想，要在媒体和观众的注视中踏上通往领奖台的红地毯。那些可爱的年轻的脸庞，因为对电影的热情，而保持了微汗、焦虑、忧郁，和潮红。

    最早进入记忆的是张技，一个有点腼腆的孩子。有一天他来敲门，带着一张光盘，里面是他的作品。《那些》，一个长达70分钟的剧情片，放下窗帘和他的同学们一起看片，惊诧中有点神秘。片子很粗糙，夹杂了对生活意义问题的模糊探讨，以及对青春流逝的符号化追忆。其实这个故事应该可以更有意思，不过这并不重要，对他们来说，把片子做出来是第一位的，那甚至还不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只是一台超8的模拟摄像机。但对于重庆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来说，却是学生作品的第一个。规范的制作意识、比较到位的镜头语言，和在恶劣制作条件下坚持严谨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后来面向全校师生的放映会上，片子被剪到了50分钟左右，我能想像他们重剪时候的心情，拿剪刀的手狠不下心来。我记得我激动的说了两句话，表扬他们在一片Dogma摇晃的风潮中，安静稳定下来。
    较早一点的，是一个叫欧阳杰的青年。他的学生时代的处女作，竟是一个长片《朱诚的一天》，九十分钟。片子简单实在，讲一个无聊少年怎样打发他的无聊时光。令人愉快的是，准确而丰富的捕捉住了他们这个年代生人的苍白现实和无力应对。影片在一种慵懒的气息中缓缓展开，成为所有人曾经的片刻回望。长长的镜头显得有点固执，远远的观看掩藏不住内心的冲动，这个城市高高低低的老居民区，灰色的建筑和天空，现实真的简单，却不轻松。
    《朱诚的一天》，字幕上打着“八零年代独立影像小组”。这是欧阳杰和他的团队，李侗，孟晶，陈伟兵，潘剑等等，一帮同学。这个勤奋的小组相继拍出了四五个片子，是那个时候最好的学生作品之一，我始终保持了愉悦的心情来看他们的创作。后来的《妈妈出门啦》、《到巧巧叔叔那儿去》，以及更多实验色彩的《水边行走》，始终贯穿看他们对自己生活其中的这个城市的理解，和坚硬现实里面成长的小小疼痛。几个片子连起来，我看到江北城被一点点拆掉的过程，直到《水边行走》里荒诞的废墟。无名的人物生活在残垣断壁之问，出没于垃圾和浮尘，一个城市的命运，慢慢的消失，渐隐，淡出了。
    《到巧巧叔叔那儿去》最后一个镜头，男青年在地板凉席上躺下睡去，龙头里来水了，从桶里盛满溢出，漫过地面，漫过青年的头颅，直到整个房间。

    现在仍然在重庆高校就读的影像人，一个是王力，制作多部纪录和剧情短片，有良好的镜头意识和敏锐的观察力。去年完成作品《重庆少年》，纪录了一个在沙坪坝火车站附近流浪的孩子，靠捡垃圾卖废品糊口，养活他因病精神出问题的父亲。这个十一二岁大的孩子艰难生存的同时喜欢养小乌和螃蟹，为一张捡来的音乐贺卡上的单调曲子神往，眼神里除了本不该有的少年老成，更多的是孩子的天真和快乐。该片获得去年大学生电影节学生录像作品比赛优秀纪录片奖，第三届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纪录片第三名，入选第十届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评委推荐单元。最近完成剧情短片《重庆往事》，把兄弟感情故事与抗战期间重庆时局杂糅在一起，格局大视野宽，难能可贵。
    另一位叫林熹，更喜欢内在的结构性探讨，绕着方儿说故事，有点诡秘，有点时尚。((Game On》本是几位大学生上课很简单的事，甚至都谈不上什么故事，但几经安排，重组、并置，味道出来了。《情节剧))继续跟观众开玩笑，时空的游戏，强烈的反向暗示，误导，拗，有意思。最近刚完成的《雾中的一天》，表面上老实了许多，安静了许多，其实同样别有心机。故事松散的感觉和漂浮的状态，一个电台DJ意外怀孕后面对的简单现实，放到江边的雾气缭绕的空地，行走，无因而长久，他还是在尝试影像的可能性，看自己能走多远。

⊙重庆首部大学自拍电影《歌者》拍摄现场

    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最早的毕业生应亮，很多年前，我们在火锅店里谈论电影和如何接近电影。后来跟他通过次电话，那时他在自贡拍《背鸭子的男孩》，一个极低预算的DV长片，青春残酷物语。片子获奖了，东京FILmax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人选鹿持丹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之前有短片《划家看看》，更早有作业短片《山城记事》、《天堂的金币》等。当时的感觉，他有电影的质感，气质也好。他和同学彭姗合作的短片《占城的夏天》，已经透露出良好的控制和足够的敏感，这是好电影的基本条件。
    王建峰的纪录片《家·年》，记录了作者回家过年的全过程，制作不错，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中国人特别看重亲情的这一传统里，发挥了自己对家人的简单而浓重的情感。吃饭、拜年、上坟、祭祖，几天的时间里，作者的赤子之心坦然流露，结尾处作者站在车上，手持摄像机抽下了 个长长的镜头，父母和亲戚们站在村口，看看儿子、侄儿的离开。它牵动厂人们心底里一根普通而敏感的神经，只是好多人，或许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去体验和表达了。影片获得重庆市第 届数码录像短片比赛纪录片全奖，颁奖礼上，这个来自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学生，在接受了鲜花和掌声之后，深深地向自己的父母鞠躬，谦逊而自省，激动而诚恳。
    这里要特别提到 个没有获奖的纪录片，《青春基园》，作者张坷。片子的题材比较沉重，记述了一个专门处埋葬文革武斗死难考的墓园，在清明节前后，来到墓园扫墓的人们的各种情形。主要采用访谈的形式，家属们诉说往事，让我们听到当年的扭曲和疯狂，更看到今天的人们为历史背负的沉重包袱，以及一辈子也无法抹去的深深伤痛。片子做得很老实，只是觉得不太过瘾。在那次比赛的所有递交作品里，这是最为非常规的话题，甚至放在当代的语境，还是个比较禁忌的话题。在我们普遍把年轻代称为没有历史感的 代的时候，拍摄这个作品的年轻人，给老人家们找回了记忆。这至少昭示了某种事实：历史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以自己的方式发挥影响。
    董昱，张柯的同学，剧情短片《南国灯会》，讲个父亲为了满足小孩去看灯会的愿望而努力，颜面扫地也要维持自己的尊严，最后在误会中被警宗当成黄牛党拘捕的故事。片子在自贡拍的，尽管声音录得不太好，但自贡话听起来很有味道。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对父亲四处想办法借钱的处理，在亲人家中被误解和冷漠伤害，在单位被申请低保的复杂程序忽悠，但在儿子面前，他是父亲，他知道父亲意味着什么。城市里挣扎生活的中年代，瑞息和尴尬，有如常年的慢性病痛，变得绵长深入而不易察觉了。
    近两年，还有一些本地影像让人惦记，邮电学院传媒艺术学院蓝卓鹏的《大耳》，充满近乎偏执的想像力；重庆工学院徐腾飞和他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共同完成的剧情短片《路口》，整体上体现出难得见的稳重和成熟。校园之外，媒体记者出身的李一凡和鄢雨共同完成了纪录长片《淹没》，讲二峡背景下奉节县人们的搬迁故事，位该是本地纪录片作品的大手笔了，获得包括柏林电影节沃尔夫冈像奖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在内的多个重要奖项。

    2006年3月20日下午，沙坪坝电影院4号厅存由网友自发组织的短片《花开滋味》首映及见面会上，坐在台上接受观众提问的女孩起航邀月不无紧张，她老是说，我不是专业人士，我要感酬大家，我们只是拍着玩。她的谨小慎微，计我觉得电影“专业化”的厉害和可怕。在网络盛行的今天，电影的下马威仍然足够强大。那大来的人让我有点意外，厅不大，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看来观众对“本土制作”很有热情。在这个“不专业”的剧组里，最“专业”的要数摄影师李柏秋了， 个很安静的年轻人，纪录片的忠实实践者，自主或参与拍摄多个作品，去年完成了 个国际合作的纪录片项目，也有国际商业剧情片项目的经验。
    我想，所谓专业应该仅仅是说电影制作所必须的基本观念、技术方法、工艺流程和工作经验，这有助于高质量高效率的干活。长久以来，我们总是在专业与非专业的成见中妄下判断，而真实饱满的影像生活，就在这样的轻率中离我们越来越远：其实，电影所能依凭并生长的，往往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