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庆形象的新概括

    对重庆的形象概括可谓汗牛充栋：山城、雾都、江城、龙尾……，最近的是“人人重庆”。而汪洋的“一二三四”则是对重庆形象的新概括。

    【一虎为巴】以重庆为中心的巴渝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大约在200万年前，长江三峡地区就有人类活动。
    重庆人的祖先是巴人。巴人是我国古代西南及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今重庆及周边地区。据研究，巴人由三个部落联盟组成。由于其均以动物为图腾，因此学界按图腾分类，把这三个部落分别叫做“龙蛇之巴”、“鱼鳖之巴”、“白虎之巴”。
“龙蛇之巴”起于湖南洞庭湖北部，这里地处长江中游，气温高，多雨而潮湿，植物茂盛，故蛇类巨大而猖獗。巴人对蛇由敬畏而崇拜，故蛇成为其图腾。据《说文解字》解释：“巴，虫也，或日食象蛇，象形”。这表明，“巴”字就是“蛇”字的象形字。而这个作为巴人图腾的蛇具有超强的能力——《山海经·海内南经》所记“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说的是，巴蛇可以把硕大无比的大象吞而食之，可见其大；三年后大象的骨头才能被巴蛇排泄出来，可见其长。后来，这支巴人经汉水——川北，最后到达川东重地区。在古代，“巴”是蛇的形象，“龙”是神化的“蛇”，“龙”“蛇”同义。故日“龙蛇之巴”。今天重庆地区以“龙”为地名，不胜枚举，是为例证。
    “白虎之巴”是巴族三支中最有影响的一支。他们起自巫山，以“廪君”为首领。一说来自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建人祠焉。”这就是巴人白虎崇拜的由来。二说认为，由于巫山地区崇山峻岭，高峡密林，猛兽啸集，虎豹成群。而虎为兽中之王，威猛无比。人们对虎由恐惧而敬畏，由敬畏而崇拜。而虎中以白虎最为珍稀，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白色之虎也就成了巴人“廪君”部落的图腾。故日“白虎之巴”。
    “鱼鳖之巴”则崇拜“开明兽”，而“开明兽”就是白虎的别称。
    由此可见，巴人三个支系或者崇拜“龙蛇”，或者崇拜“白虎”，巴人即为“龙腾虎跃”之人，巴地即为“虎跃龙腾”之地。
    正是这个“虎跃龙腾”之地，造就了“龙腾虎跃”之人——“无造次辩丽之气，性推诚而不饰。”就是指巴人的性格豪爽，耿直重义，民风淳厚，民俗朴素，毫无鲁莽轻率，且不追求奢华，崇尚诚朴，信守道义而不虚情假意。

    【两江环抱】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主城被长江、嘉陵江所环抱，是我国最著名的集“山城”和“江城”于一身的山水城市。
    唐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开始了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新时期。近代以来，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长江流域经济的全面开发，重庆成为长江流域经济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之处，通过川江连接乌江、綦江、沱江、岷江、嘉陵江大约1万公里水路，连接着几千万人口，连接着富饶的天府之国。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四川东障巴山，西屏邛崃，南踞苗山，北倚秦岭，仅长江一线与外部相通，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而重庆则居于这四川盆地的水系枢纽之上。1891年开埠后以来，重庆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由一个区域军政中心，发展成为了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成为长江经济链上的重要一环——连接着西部的广大地区，从而初步确定了重庆在我国经济格局中东西部结合的战略枢纽地位。
    两江给重庆带来了异常丰沛的淡水及水能资源。重庆有世界上最大的三峡水库，平均水资源总量超过每年5OO0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14OO多万千瓦时，拥有可开发水能资源75O万千瓦。
    因此，两江是重庆人的母亲河，是重庆城市的生命线，更是重庆最重要地理特征，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一张好牌。

    【三都之地】重庆历史上曾经三次建都，有三朝古都之美称。
    巴国古都：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巴方活动的历史记载。公元前11世纪，巴人以江州(今重庆)为首府，建立了巴国，逐渐控制了以长江、嘉陵江、乌江为腹心，“东起鱼腹(今奉节)，西至焚道(今宜宾)，北接汉中(今陕西南部)，南极黔、涪(今彭水、黔江及贵州东北和湖南西北)”的巴渝地区。
    巴国是一个带有若干部落联盟制特征的国家，建立了一套以土地世袭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君主实行世袭制度。巴王是国内最大的领主，拥有最高的军政权力，巴国的职官制度有卿相之别，文武分职设官。公元前四世纪时已经有较严密的礼乐制度。
    秦发动统一中国的战争，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设天下36郡。公元前314年，巴灭于秦，秦在重庆设置巴郡。这既是统一的中国中央政府对重庆实行直接管辖之始，也是重庆代表中央政府管辖巴渝地区之始。
    随着农业的发展、交通的兴盛和商业的繁茂，秦汉巴郡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秦建设的江州城，位于今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嘉陵江北岸江北嘴一带，以布置行政管理机构为主，大部分居民散居城外。秦汉江州，是一座较为繁荣的城邑，除嘉陵江北岸的江州城外，在今江北区刘家台、相国寺、渝中区两江半岛、南岸区涂山脚下一带已有街市、村庄。江州城居民较多，人口稠密，地势起伏呈阶梯状，房屋层层叠叠依山而上，江边居住在船上的居民就达500余家。
    大夏国都：大夏国是由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建立的农民革命政权。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一场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在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爆发，起义军以红巾、红旗为号，故称红巾军。其中一支由徐寿辉、彭莹玉领导，为西系红巾军，当年即在湖北建立了“大宋”政权。湖广行省随州人(今湖北省随州市)明玉珍在其家乡招集乡兵千余人，结寨自保，次年参加了红巾军，被徐寿辉授予统兵征虏大元帅。至正十五年(1355年)明玉珍奉命统数千将士，驾斗船50余艘，溯江西上，到川东巫峡一带筹粮。明玉珍部纪律严明，满载而归，蜀人不觉有扰。
    至正七年(1357年)，明玉珍率部西征，首定夔州、万州等川东州县。四月，明玉珍兵抵重庆，斗船云集，元朝守将大为震惊，右丞完者都连夜北逃果州(今四川省南充市)，左丞哈麻秃仓促出城作战被擒，重庆父老夹道欢迎起义军入城，明玉珍军纪严明，禁止侵掠，部队秋毫无犯。明玉珍出兵川南，是年秋冬，先后攻下泸州(今四川省泸州市)和叙南(今四川省宜宾市)等地，初步巩固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南地区。
    随后，明玉珍部溯涪江先后攻克普州(今四川省安岳县)、嘉定(今四川乐山)、泸州、成都、隆庆(今四川省剑阁县)、潼川(今四川省三台县)，摧毁了元朝在四川的统治，确立了对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控制。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七月，明玉珍在重庆称陇蜀王，继以徐寿辉的国号和年号。
    随着疆土日渐开拓，巴蜀局面日益稳定，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正月，明玉珍在重庆称皇帝，国号“夏”，改元“天统”，以重庆为国都，正式建立了大夏政权。
    明玉珍自至正十七年(1357年)入川，建立夏国，至洪武四年(1371年)夏亡(1366年，明玉珍病逝，葬于睿陵，今江北区上横街重庆织布厂内)，十余年间坚持抗元斗争，废除元代苛政，恢复发展生产，使四川、重庆得到安定，对当时和明朝初年的社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明玉珍率数万湖广农民入川，是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一个重要时期，对四川人口迁徙和分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战时首都：重庆建市于1929年，初为四川省辖“普通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1月20日，日军包围南京，危急之时，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在重庆办公。到1938年1月11日国民政府机关均由南京迁到重庆。至此，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1938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重庆在作为四川省辖市的同时，照特别市(直辖市)组织，其行政地位开始超过省会城市和其他大城市。1939年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将重庆升格为直隶行政院之“特别市”(直辖市)。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陪都”。
    由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中国政府的战时首都，因此它也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重庆以“战时首都”身份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中心，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汪洋书记眼中，正是这巴国古都、大夏国都、战时首都的悠久文化和厚重历史，培养了重庆人“爱国、重义、淳朴、刚烈”，包容性极强的鲜明性格。

    【四方要冲】重庆在我国地理和经济版图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重庆东连湖北，西出四川，南达云贵，北上中原。它处在长江大动脉的上游，云、贵、川三省的交界点，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结合部；我国规划的七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有两个与重庆有关一一重庆横跨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两大经济区域；重庆还处于我国三大国土开发区(三峡经济区、乌江水电及有色金属开发区、攀西六盘水开发区)的中心部位。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了重庆具有对长江经济带和西南经济区的双重聚散功能，兼得长江沿江地区和西南地区开发之利，在东西部的渗透和融合中发挥着承东启西，左右传递的枢纽作用。
    党中央正是基于独特的地理条件、资源秉赋、历史传承、现实基础、产业优势、市场潜力，提出要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设立重庆直辖市，这是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期，努力实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二阶段战略任务，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是为重庆市面向新世纪的崛起提供的最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是重庆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体现了巴渝地区3OOO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展示了8万平方公里巴渝大地未来发展的辉煌前景。

一个重庆胸怀的新表达

    对于“重庆”的得名是有定论的：南宋时重庆称“恭州”，这是因为其南部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史称“南蛮鸠舌之地”，称重庆为“恭州”，是取要迫使这些少数民族对朝廷“恭顺”之意。淳熙十六年(1189年)，南宋皇帝赵孝宗将其三子赵惇派驻重庆，称“恭王”，意在培养锻炼其治国理政的才干。当年，孝宗便将其帝位禅位于赵个惇，是为光宗。赵悖认为，他在“恭州”“双重喜庆”——一年之内，先称“王”后称“帝”，因此按照宋王朝潜藩升府之惯例，改“恭州”为“重庆府”，重庆得名。
    此次汪洋书记以“千里”和“广大”来阐释“重庆”，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对于由“千里”和“广大”构成的“重庆”二字，我们似乎已经被耳熟能详的“双重喜庆”所淹没。从字形结构来解读，这确实是一个新视角。但是，这并非是对“重庆”再作历史渊源的解读，而是一个新重庆人对他的“重庆胸怀”的新表达。
    首先，汪洋讲话的背景是他履新只有2O来天。2OO5年12月24日，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汪洋同志到重庆后第一次与大家见面。他说，目前重庆的发展还处于“爬坡上坎、负重前进”的阶段，未来发展的任务仍很艰巨。“十一五”将是重庆从打好基础到加快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要顺利实现“十一五”的各项目标，需要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继续付出艰苦的努力。他特别强调要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好重庆的各项工作。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重庆的特殊市情和自然环境决定了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任务更为突出，要全面落实市委二届八次全会的各项部署，真正把重庆的发展引入科学发展的路子。要积极稳妥地加大改革的力度，切实找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结合点，建立能够保证科学发展观得以落实的体制和机制，特别是要抓好那些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受益的改革，让人民群众享受改革的成果。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备民主党派以及备群众团体的作用。二十天后，汪洋同志在两会上表示，“我将尽快熟悉工作、适应工作、胜任工作，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公仆，做一个重庆人民认可的重庆人。”此时，他对“重庆”的这一番新解，表明了他对“团结”的深刻理解。
    其次，这个话是在政协会上讲的。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政协会议上讲话。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是它的基本职能；“团结”与“民主”是政协工作的两大主题。因此，汪洋书记此番对“重庆"的新解，与政协的这一性质完全契合，与政协的职能完全一致，与政协工作的十分贴切。
    第三，从古到今，重庆就是由来自于不同地域的人群所组成的一个共同体，移民是重庆居民最显著的特征，重庆人天生就有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重庆城市与重庆人本身就是兼收并蓄的产物。这是重庆的基本市情，也是重庆人的基本民情。重庆人大都来自“千里”之外，重庆人包容了“广大”之情，今天的重庆更是“兼收并蓄”的结果。汪洋书记对“重庆”的新解，是对上述重庆市情的贴切表达。 更为重要的是，汪洋书记对“重庆”的这一番新解，代表了重庆市委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富民兴渝、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构建和谐重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雄心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
    因此，“千里为重，广大为庆，兼收并蓄，是为重庆”这不是对“双重喜庆”这个历史解读的颠覆，而是一个以“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宗旨，以“做一个人民满意的公仆”为己任，“做一个重庆人民认可的重庆人”为目标的新任市委书记的“重庆胸怀”的新表达。